站在2025年的晨光里回望，烂柯山的风还带着当年熟悉的温度，一闭眼，记忆里校园的梧桐叶就沙沙响了——那是我青春星图里，最早亮起的一簇光斑。十九岁那年，我拖着印着碎花的布箱踏入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，林荫大道的梧桐树刚够两层楼高，5号楼与6号楼间，叶圣陶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”的标牌被阳光晒得发亮，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心，还沾着老家稻壳的碎屑，像带着一颗未打磨的星子，跌进了这片校园。
如今二十年过去，我走过北上广深的玻璃幕墙，见过创投圈凌晨三点的灯火通明，却总在深夜被热咖啡的蒸汽晕开星图里的旧景：实验室金属切割机的嘶鸣是星子碰撞的声响；辩论赛场上晒暖的手卡是掌心托着的星光；烂柯山下足球场上，那件汗湿的白衬衫，像星图里最亮的那枚星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原来这座浙西的学府，早把青春的星子，一颗颗嵌进了我人生的轨迹里。
1996年的秋老虎格外肆虐，我们在闷热的实验室里第一次摸到游标卡尺。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时，朱小平老师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机械制图：“工程人的眼里没有‘差不多’，0.01 毫米的误差，就是100%的失败。”那天我在绘图板前坐了整整四个小时，反复修改一条斜线的角度，直到台灯把图纸照出淡蓝色的光晕——这是我青春星图里，关于 “严谨”的第一颗星，后来成了我做决策的准则。如今在物联网项目路演现场，听见创业者用“大概”“可能”描述参数，我总会掏出笔记本列数据表格，年轻同事笑我“太较真”，我却想起那个深夜，朱老师敲着我的绘图板说“较真不是固执，是对结果的敬畏”，这话像星图里的指南星，帮我穿过无数商业迷雾。
母校从不是只教我们“计算”的地方。大二辩论赛，我们抽到 “科技发展是否会加剧道德滑坡” 的反方。为找论据，我和队友在图书馆泡了一周，还在操场草地围着收音机听时事评论。有天傍晚，我们把康德的“道德律”和自动控制理论写在同一张草稿纸，夕阳把字迹染成金色，风里飘着食堂的饭菜香——这帧画面，是星图里最暖的光。后来指导创业者路演，他们纠结“技术优先还是伦理优先”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黄昏：原来理性与感性从不是对立面，就像我在广播站念诗时，要反复调整语速，既要字正腔圆，又要情感落地。如今帮人改商业计划书，我总说“好项目要有数据，更要有温度”，那些在隔音间练出的表达力、辩论场养出的思辨力，是星图里的柔光，让我在冰冷的商业逻辑里，总能看见人心的暖。
最难忘1997年的冬夜，晚自习结束，宿舍楼海报栏前围满了人，白底黑字的通告写着“邓小平同志逝世”，我挤在人群里，眼泪突然涌上来。二十多年后，我投资的新能源项目断了资金链，团队成员主动降薪，没人抱怨，只说“再撑撑”，那一刻，冬夜的星光突然亮在眼前：原来青春里的家国情怀从不是口号，是困境里抱团的勇气。现在看项目，我总多问一句“能为国家解决什么问题”，有人说我“理想主义”，可他们不知道，那抹红早融进我的骨血，成了人生路上不变的坐标。
前阵子回母校，发现当年的梧桐树已长得参天，枝叶繁茂得能遮住整条主干道；学院里多了“国际友人”的面孔，他们和中国学生一起在实验室讨论，笑声清脆；1号实验楼的操作台换了新设备，但阳光透过玻璃落在操作台上的样子，和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。我站在窗外，看见学生们围着设备争论参数，有人拿着笔记本记录，有人用手指着屏幕讲解，恍惚间，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——那个在绘图板前熬夜的少年，那个在广播站念诗的青年，那个在足球场上奔跑的身影，原来从未离开。
那些在校园的日子，不是散落的回忆，是游标卡尺刻下的敬畏，是辩论手卡写满的思辨，是冬夜烛光映出的信念。母校是绘制星图的人，把工科的理性与人文的浪漫，一笔笔描进我的青春，让我在商业浪潮里守住初心，在岁月打磨中记得 “做人以真”。
就像钱江源头的水，朝着远方奔涌，而我的青春星图，永远亮着母校的光。它带着我，带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学子，从浙西的校园出发，朝着更辽阔的未来，一路向前。